一、杜诗会编自唐刺史樊晃首编杜少陵诗集，行于江右。至宋，王介甫为鄞令，得未见者二百余篇。嗣后王原叔取中秘藏本及旧家流传者，定为一千四百五篇。黄伯思校本，则有千四百四十七篇。蔡傅卿《草堂诗笺》，取后来增益者，如卞圜、吴若、员安宇、裴煜辈所收，别为逸诗一卷。今依年次补入，不另置卷末，便省览也。
二、社诗刊误坊本多字画差讹。蔡兴宗作《正异》，朱文公谓其未尽，如“风吹沧江树”，“树”当是“去”，乃音近而讹。“鼓角满天东”，“满”当是“漏”，乃形似而讹。当时欲作考异，未暇及也。近日朱长孺采集宋元诸本，参列各句之下，独称详悉。然犹有遗脱者，如《何氏山林》诗“异花开绝域”，当是“来绝域”，于“开拆”不犯重。《送裴尉》诗“扁舟吾已就”，当是“吾已僦”，于“就此”不相重。如《冬深》诗“花叶随天意”，当是“惟天意”，于“随类”不相重。如《送王侍御》“况复传宗近”，当是“宗匠”，于“近野”不相重。如《诸葛庙》“巫觋醉蛛丝”，当是“缀蛛丝”，于上句“穿画壁”方称。《王彭州》诗“东堂早见招”，当是“东床”，于“河汉”、“夫人”等语相合。如《秋兴》诗“白头今望苦低垂”，与“彩笔昔曾干气象”本相工对，刻本误作“吟望”。《呀鹘行》“强神非复皂雕前”，与“紧脑雄姿迷所向”，字无复出，而刻本误作“迷复”。又如《遣意》诗“宿雁聚圆沙”，当是“宿鹭”。《草堂即事》诗“宿鹭起圆沙”，当是“宿雁”。鹭雁各有时候，彼此两误也。今或依他注改正，或据臆见参定。至于上下错简、句语颠倒者，如《古柏行》“君臣已与时际会”二句，当在“云来”、“月出”之下。如《姜少府设鲙》“偏劝腹腴愧年少”二句，当在“落砧”、“放箸”之下。如《过吴侍御宅》“仲尼甘旅人”二句，当在“闭口”、“叹息”之下。如《郭代公故宅》“精魄凛如”二句，当在顾步涕落之下。如《梦李白》、《赠苏涣》、《呈聂耒阳》诸诗，各有颠错之句，今皆订正，文义方顺。
三、杜诗编年依年编次，方可见其平生履历，与夫人情之聚散，世事之兴衰。今去杜既远，而史传所载未详，致编年互有同异。幸而散见诗中者，或记时，或记地，或记人，彼此参证，历然可凭。间有浑沦难辩者，姑从旧编，约略相附。若其前后颠错者，如《投简咸华诸子》本属长安，而误入成都。《遣愁》诗、《赠虞司马》本属成都，而误入夔州。如《冬深》、《江汉》、《短歌赠王司直》皆出峡后诗，而误入成都夔州。如《回棹》、《风疾舟中》本大历五年秋作，而误入四年。今皆更定，庶见次第耳。
四、杜诗分章古诗先有诗而后有题，朱子作《集传》，每篇各标诗柄，乃酌小序而为之。杜诗先有题而后有诗，即不须再标诗柄矣。唯一题而并列三五首，或多至一二十首者，每首各拈大旨，又有题属托物寓言，亦须提明本意，仿《集传》例也。
五、杜诗分段《诗经》古注，分章分句。朱子《集传》亦踵其例。杜诗古律长篇，每段分界处，自有天然起伏，其前后句数，必多寡匀称，详略相应。分类千家本，则逐句细断，文气不贯。编年千家本则全篇浑列，眉目未清。兹集于长篇既分段落，而结尾则总拈各段句数，以见制格之整严，仿《诗传》某章章几句例也。
六、内注解意欧公说诗，于本文只添一二字，而语意豁然。朱子注诗，得其遗意，兹于圈内小注，先提总纲，次释句义，语不欲繁，意不使略，取醒目也。其有诸家注解，或一条一句，有益诗旨者，必标明某氏，不敢没人之善，攘为己有耳。
七、外注引古李善注《文选》，引证典故，原委灿然，所证之书，以最先者为主，而相参者，则附见于后。今圈外所引经史诗赋，各标所自来，而不复载某氏所引，恐冗长繁琐，致厌观也，其有一事而引用互异者，则彼此两见，否则但注已见某卷耳。
八、社诗根据集中古风近体，篇帙弘富。昔人谓五古、七律入圣，五律、七古入神。盖其体制之精，上自风骚汉魏，下及六朝四杰，各有渊源脉络也。兹于每体之后，备载名家议论，以见诗法所白来，而作者苦心亦开卷晓然矣。若五七言绝句，用实而不用虚，能重而不能轻，终与太白、少伯分道而驱。
九、杜诗褒贬自元微之作序铭，盛称其所作，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故王介甫选四家诗，独以杜居第一。秦少游则推为孔子大成，郑尚明则推为周公制作，黄鲁直则推为诗中之史，罗景纶则推为诗中之经，杨诚斋则推为诗中之圣，王元美则推为诗中之神。诸家无不崇奉师法，宋惟杨大年不服杜，诋为村夫子，亦其所见者浅。至嘉、隆间，突有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诸人严驳杜诗，几令身无完肤，真少陵蟊贼也。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兹集取其羽翼杜诗，凡与杜为敌者，概削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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