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吃完饭就直接去二高，Mash开车，开的是凌言车库的私人房车。
凌言奉行实用主义，车也都是外形低调，内部宽敞舒适，升降的餐桌、独立空调、车载电视应有尽有。
祁思明一身休闲的坐在车后排，把前面空间留给凌言和何小姐工作。自己撸着袖子，心无旁骛地剥着芡实，手边还倒着一杯红酒，周身气质悠哉悠哉，和这车里所有人都格格不入。
他们来得早，和二高校门一路之隔地找了一个视野不错的车位，见停车了，祁思明这才事不关己一样地朝外抬了抬眼。
他原想着既然动员这个活动的是个文人记者，那估计也就是嘴皮子和笔杆子的功夫了，能看到校门口小猫三两只就算顶天，谁知这一抬头却吓了一跳，不禁道，“这苏记者社会动员能力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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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九点，校门口已经被抗议家长围得水泄不通，一眼望去大概有两百号左右，并且现在还在越聚越多，家长手拿诸如着“公开信息，还学生公道”的指示牌，背靠主干道，看似在相互聊天氛围轻松，但是显然已经摆好了预备姿势。
今天是个好天气，阳光普照，万里无云，此时家长们情绪尚算稳定，暂时还没有出现占道堵车等交通问题。祁思明心道，怕这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上午九时，路口指示标牌上架着VR摄像头亮了，显示开始全景录像，两架无人机升空，跃跃欲试地想要越过二高大门。
人好像是在那一瞬间乱起来的，人群海浪一样聚拢而上，将校门口团团围住，隔着一道电子门，人头攒动中能看到一个瘦高的女人带着头，别着扩音器，高声对着校内喊话。学生家长一个个神情激动，纷纷跟着喊着，“陈安停职！”“拘捕陈安！”“给他们儿女一份安全！”众声喧哗里，还有诸如“要求校方开放消息权限，公开所有侵害事件”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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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言开着车窗，听着话风不对，立马问道，“那个陈安之前还有前科？”
何小姐也是一脸紧张，手下的一打资料翻得飞起，快速答到，“不算前科，类似案件有过两起，都和原告达成了庭外和解，学校也没有给出任何处分。”
凌言几乎是一瞬间急了，“那学校的性骚扰举报渠道呢？信息为什么不公开？案件发生的情况，侵害的性质，两年前……”
“先生！”何小姐打断他，目光沉郁，“这些的确是硬性要求，但是他们不对外公布。”
系统性的失败和性侵事件发生后秘而不宣的文化的形成，早就不是一日两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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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言一下子就沉默了。
他面无表情地僵坐了一会儿，那一刻感觉如此漫长、缓慢。战栗窜过了他的全身。
不明原委的祁思明在后面向何小姐投去一道目光，何小姐悄悄地摇了摇头，在Utopia上悄悄传了一条两年前的新闻。
那是当年出台的反骚扰犯性侵法案，当年VI区试行时得到本区民众的一致好评响应，包括另辟性骚扰性侵事件内部上报渠道，给予受害人专业心理救护，对学校、医院等工作人员工作处分予以公开，因性侵或性骚扰雇主职员私下和解不再被允许，有性侵记录的人会公布在社区网站上建立社区档案，Utopia会永久性标示前科，幼儿在与有性侵犯者者接触小于五米时，Utopia会有滴声提示……甚至包括昨晚任迪信誓旦旦说的那个“烈度极大的未成年人案件，知情权让位隐私权，媒体不得公开报道”。
祁思明好奇凌言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上心，其实也没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这份反骚法案就是他一力起草推行的。而今日闹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明明白白告诉了凌言，他的法案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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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哪怕是让祁思明以今天今天来看，也能看出这法案的阻力有多大。
在男性为主导的区政府不会乐见这样巨细靡遗的法令得到推行，若以派系分，凌言属于中央派系而非地方派系，在地方行动只有举步维艰。
何小姐发给他的新闻，附带着当时的媒体采访，问到这项法案，凌言的回答被截取出来加了黑，媒体按语评他是最良心的国会议员。
那段话凌言是这么说的，他说他的愿景很简单，推行这样的法案只是因为不想看到那些伤心人，努力维护尊严的姿势那么狼狈，民众知情权让位受害者隐私权，他希望为有过被性侵/性骚扰经历的人，还在挣扎想站出来的人，降低他们发声的社会和情绪成本，让他们不必当众自伤，不必声嘶力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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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姐作为亲历者比较清楚。当时凌言几乎算得上是孤军奋战，陪着原告一路从本区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才得以借着舆论的东风让这条法案在本区艰难降世。不是没有反对者，甚至一些持身端正的从政者、法官同样不看好，认为条文愈是细致，愈是会被时间淘汰。
凌言当时年轻气盛，国会拉票大刀阔斧。法案得以顺利推行，一路高歌猛进，可是调子就在这一年忽然缓了下来。寒冬来得毫无预兆，人心落了下来，热切期盼的公正成了泡影。
理想主义地想着要把水源送到千千万万户的厨房，现实却是一条严重渗漏的管道，法案推行两年，如今受害人依旧是求解无方，维权无径，求告无门，只能依靠示威抗议这样的形式来争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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