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精神乃是权力赢得的地位。这种精神的日趋瓦解（一部分转移到了更广泛、更市民化的领域里去了），在拉罗斯福哥那里我见到了一种对高尚气质的真实冲动的认识和黑暗的基督教对这些冲动的低劣评价。
法国大革命使基督教得以延续。卢梭①是个骗子：因为他又一次解放了妇女。从那时起，对女人的描写愈来愈有意思了受苦的。后来则是奴隶和比彻-斯托夫人②然后是穷人和工人。然后是染恶习者和病夫所有这些人都被推上了前台（五百年来，为了让人们支持天才，历来都把天才描写成忍辱负重的人）。然后是对一切快感的咒骂（波德莱尔和叔本华）；坚决主张权力欲乃是最大的恶德，认为道德等于廉洁奉公，绝对正确；“人人幸福”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它就是基督的天国）。我们正走在通向这个目标的光明大道上：因为，穷人的精神天国已经拉开帷幕。中间阶梯：资产阶汲（暴发户的结果）和工人（机器的结果）。
①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著有《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
②哈里特·比彻-斯托（1812-1896）美国女作家，主张解放黑奴，著有《汤姆叔叔的小屋》。
试比较希腊文化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文明。前者坚定不移地信仰自身，后者游手好闲阶层使自身陷于困境，因为后者习尚自我克制。形式上的权力造就了自身的意志。幸福，被认为是目的。礼仪后面隐藏着力和能。享受貌似轻松的生活在法国人看来，希腊人就像孩子。
第一影像必须说明记忆中影像的形成。然后才是用来形容影像的词汇。最后形成概念，只有产生了词汇，才会生出概念许多画面集中起来，成为非直观的、听之有声的总体（词汇）。“词汇”带来的少许情感同画面的景色类似，就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些简单的情感就是共性即概念的基础。应该把这些微弱的情感视为相同的东西，同是基本依据。因此，在判定这些情感时，这两种近似的情感极易混淆；然而，谁来判定呢？每个情感中，信仰是主要的。因为，肯定，乃是第一个明智的行为！“把事情当真”乃是开端！然而，我们还得解释“当真”的来历！在“真”字的下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惊人之举呢？
我在为一种尚未出世的人写作：“地球的主人”。
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中间不管是谁，只要可能，都想成为人类的主人；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当上帝。”我们中间一定会再度出现这种信仰的。
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
我们应当在战争中学习：1、把死亡同我们为之奋斗的利益联系起来这使我们受人敬仰；2、我们必须学会付出牺牲，把我们的事业看重到不惜人命的程度；3、我们必须执行铁面无情的纪律，允许自己在战争中使用暴力和计谋。
我已经提出了对如此可怕的事物的认识，因此，一切“伊壁鸠鲁（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1）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主义的代表人物。）式的享乐”都是不可能的了。在这里，唯有酒神狄俄倪索斯的欲望才顶用：我是发现这种悲剧性东西的第一人。希腊人，由于道德肤浅而误解了它。
行动之前要作大量的工作，这我们是可以想见的。然而，总的说来，慎重发掘现有条件乃是最佳和最实际的行动方面。前所未有的铁腕人物乃是创造实际条件的前提，正如偶然性的情况一样。贯彻和实现个人的理想，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理解了人的天性即人类最崇高的榜样的来源的人，面对着人类发抖，并且无所事事，这是陈陈相因的估价的结果！
人的天性是邪恶的，我听到这样的话感到安慰：因为这保障了力
比我们的时代更善于思索和更不善于思索的时代，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比如，佛祖出世的时代。那时，民众本身，在经历了数百年教派争吵之后，深深跌入哲学论争的深渊，就像欧洲各国一时陷入了宗教教条的繁文缛节一样。起码，人们会受到“文献和报纸”的盅惑，会夸大我们的“时代精神”；无数招魂术士和以种种英国杜撰为特征的、与不堪入目的体操训练为伍的基督教，为人们提供了更加新颖的观点。
欧洲的悲观主义仍处于幼稚状态，这就是一个反证。悲观主义还没有达到它一度在印度达到过的那种如饥似渴的程度，即呆滞的目光透出虚无。因为，它仍旧是过分“现成的”,而不是“演化来的”东西，过分学究式的、诗意的悲观主义。我的意思是，其中大部分是臆造的、杜撰的和所谓“创造出来的”,而非“原因”。
我的朋友们哟！我们年轻的时候，日子是艰难的：我们甚至像忍受重病的折磨一般挨过了青年时代。这是我们出世的时代使然一个内部衰退、分崩离析的时代。这个时代着意与青年人为敌。分崩离析，也就是说，不稳定状态乃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没有什么是扎实的，是以坚定的信仰为基础的；大家为明天而活着，因为后天令人怀疑，在我们行进的轨道上，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危险的，而且，现在承载着我们的这块冰面，已经变得非常稀薄了，以致我们已预感到暖风消融冰雪的不祥气息在我们行进过的地方，转眼之间已无人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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