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兰生：“！！！”
到这里他终于明白了。
张富贵代厂长，从未忘记“叫停”的事。
他是故意不执行的！
他明年就正式退休了，也没什么仕途走了，于是他把全部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说是因为他忘通知才导致了片子出来，进退维谷，看电影局能否根据实际情况让电影上了。现在生米煮成熟饭，电影局的大领导们也并非是全无人情，给通过了也未可知。
整个厂子的人都说富贵厂长一向软弱，没有手段没有魄力，在潇湘厂几十年了还只是个副厂长，然而，谢兰生想，只有他们几人知道，张副厂长在退休年曾迸发过如此英勇，没有执行“上头”命令，当睁眼瞎，只为护住两部片子。张富贵，在69岁的这一年，忽然间就叛逆了一回。
谢兰生深吸一口气，看向窗外。太阳挂在光秃秃的枝丫之上，给一切都涂上一层稀薄白光。
李贤明显也很震惊，他们几人道歉、感谢，最后走出了办公室。
未来究竟会如何呢。
张富贵的最后英勇所换来的结果是，各退一步。据说，审查影片时，审片室中里里外外坐了六个部门的人，包括省委、省政府、广电局、文-化-部、计委、民政部，还有潇湘的厂领导，黑压压的。审片进行了一整天，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李贤还有另个导演最后嗓子都说哑了，然后，作为平衡，对潇湘厂的这两部本来应该被叫停却阴差阳错做出来了的电影，六大部委毙了一个，就是李贤的《财运亨通》，过了一个，不过提了很多意见让那导演进行修改。同时，严肃批评了张富贵。
对这结果，张富贵是想到了的。他用他的“抗命不从”保住了其中一部，并未全部折戟沉沙。
可谢兰生十分茫然。
他想，毕业以后，整整两年，他都做了什么事呢？
哦。第一年在等待分配，第二年先当副导演，然而片子无法上映，接着又想当正导演，最后搞到玉石俱焚。整整两年，什么东西都没出来，他大概是在走背运。
他还剩下几个两年？二十个？三十个？灵蛇在握，却仿佛被遗弃在荒原。
接连发生的意外像两根尖刺扎进心里，又快又深，让他很疼。而那些刺就算拔了，空的创口也是冰凉。他连着几天浑浑噩噩，跟谁说话都没劲儿，只觉周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各种声音糅在一块混乱不堪无从分辨，时间仿佛都凝滞了。
在空茫和迷惑当中，谢兰生又再次想到摄影班的孙凤毛了。他之前就听人说了，孙凤毛在“自己拍片”。
自己拍。
他又记起自己一直在挂念的那个剧本了。
如果他也“自己拍片”，便不必再受人控制。
人一辈子就几十年，而电影要终生学习。他不愿意再荒废了，他想要做喜欢的事——尽可能多地拍片子。
…………
谢兰生乘火车回了一趟北京，住在学校大门旁边专利局的招待所里，一铺10元。
他又把孙凤毛约出来吃爆肚，打听如何才能自己拍电影。
孙凤毛人十分热情，他告诉谢兰生：“咱们自己拍完片子可以试着买个厂标！跟16家国营厂买！拍之前也可以试试！”
谢兰生说：“咱们采用社会资本，买标感觉不太靠谱。再说了，我这片子买不到的。”
“哦……”孙凤毛说，“那就送到国外参赛！只要内容能打动人，会有公司来买版权，在国外播，咱们就能收回成本。但是拿到版权费后，你需要把版权收入拿出来给投资的人。你找一些肯出资的，自己拍摄还有制作，说好如果能卖版权就按份额分配收益。你听说过投资这词吗？买股票也是投资，它可能赔钱也可能赚钱。”
在拍摄了《财运亨通》后，谢兰生也懂“投资”了，他皱皱眉，问孙凤毛：“国外公司能花30万买咱们的电影版权？”这简直是天文数字。
孙凤毛道：“人家都是按国买的。你卖给英国，挣一份钱；卖给法国，再挣一份钱；卖给日本，又有一笔钱。你想，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再说了，30万人民币，6万美元，人家才不觉得多呢。我打听过，有些国外公司甚至会花百万美元买版权呢。”
谢兰生似懂非懂，点点头。
孙凤毛又说：“走这条路，就不用在厂里上班，也不需要拿厂标了，更不需要接受审查。”
谢兰生低低地“唔”了一声儿，内心天平开始倾斜。
…………
再回潇湘，谢兰生听同事们说，他不在的这三四天市里来了一位领导，这位领导在开会时问起“北电”的毕业生现在在被如何培养，关厂长的秘书则回答：“大学毕业还很年轻，只能暂时做副导演，怎么也得锻炼五年才能真正承担重任。”
“……”听到这事，谢兰生的脑子一麻。
像有黄蜂爬进耳朵，不是一只，而是一群，许多翅膀上下扇动发出嗡嗡的声音。
五年！！
谢兰生也弄不明白潇湘是在分配前的谈话里就打算好了骗自己了，说能上片，只为扣下一个北电的毕业生，还是因为《乱世儿女》才决定了这个“五年”的，比如，为不开罪省里领导毫不犹豫牺牲了他。
不管哪种都很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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