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教条一旦被植入到群体的头脑中，它就会成为鼓舞人心的源泉，并由此发展出各种机制、艺术和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对人们心灵所进行的控制是绝对的。实干家一心想着要实现这种得到认同的信念，立法者只会一心想着应用它，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全都只会一心想着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表述它。
从基本的信念中会派生出一些暂时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总是带有派生出它们的那些信念的印记。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全都是寥寥几种宗教信仰的产物，这些宗教信仰给这几种文明中甚至最微不足道的元素上面都留下了它们的印记，而且马上就能被辨认出来。
因此，现实的情况就是，幸亏有这些普遍信念，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传统、意见和习俗组成的环境中成长，而且不可能摆脱这些桎梏。人的行为主要由他们的信念以及由这些信念所形成的习惯引导。这些信念和习惯支配着我们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不可能摆脱它们的影响。在无意识中对人们的头脑所实施的专制，是唯一真正的专制，因为你根本无法跟它针锋相对。提比略（Tiberius）、成吉思汗（Ghengis Khan）和拿破仑（Napoleon）肯定都是令人胆寒的暴君，但是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对人类的灵魂实施着更为深刻的专制统治。一场密谋可以推翻一个暴君，而反对根深蒂固的信念又有什么可资利用？在与罗马天主教的激烈对抗中，最终失败的是法国大革命，而且群体的同情显然是在它这一边，它还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无情的破坏手段。人类所知道的唯一真正的暴君，历来就是他们对死者的记忆以及他们为自己编织出来的幻境。
普遍信念在哲学上的荒谬，从来不会成为它们获胜的障碍。当然，除非它们提供了某些神秘的荒谬性，否则这种信念的胜利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今天的社会主义信念中那些显而易见的破绽，并不会妨碍它们在群众中大行其道。用它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这种思考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后者所提供的幸福理想只能在来生才会实现，任何人都无法辩驳。而要是打算在地球上实现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它所做出的种种承诺的空虚在走向实现的第一步努力的时候立刻就会暴露无遗，而且，几乎在同时，这种新的信仰将彻底失去它的威望。因此，它的力量也只有到它获得胜利，实实在在地实现的时候才可能增长。由于这个原因，尽管这一新的宗教的影响与它之前的所有宗教一样，以一种破坏性的影响开始，但是，在未来，它并不能起到创造性的作用。
2.群体意见的变化无常
我们刚刚证明了坚定信念的力量，在这个基础的信念之上，会看到不断增多的意见、思想和观点，它们不间断地生生灭灭。它们有的生存时间只是一天，更为重要的一些也很少会超过一代人。我们已经说过，这种舆论变化很多时候更多的都是些表面现象，而且我们也说过，它们总是受到某些种族因素的影响。比如，当我们在评价法国政治体制的时候，我们说明了表面上完全大相径庭的各个政党保皇派、激进派、帝制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等——都有着一个绝对一致的理想，而且还说明了这个理想仅仅只依赖于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因为我们发现在其他种族中，相同的名称所代表的是一些完全相反的理想。无论是给那些意见所起的名称，还是欺骗性地改编，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大革命时代的人饱受拉丁文学的熏陶，他们的眼睛只盯着罗马共和国，采用它的法律、它的权杖、它的法袍，但是他们并没有变成罗马人，因为他们没有身处在一个有着强势历史性暗示的帝国之下。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在表面变化背后支撑着它们的东西是什么，并且在汹涌澎湃的舆论大潮中找出受普遍信念和种族禀赋主导的那部分。
要是没有这个哲学检验，人们会以为群众经常随心所欲地改变他们的政治和宗教信念。所有的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文学的，似乎都证明了事实就是如此。举个例证，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仅仅是从1790年到1820年的这30年，这刚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到最开始拥护王权的群体变得十分革命，随后变得具有非常严重的帝国主义倾向，然后再次又变回为君主制的支持者。在宗教问题上，他们在这段时间从天主教倒向无神论，然后转向自然神论，再后来又回到了最明确的天主教形式。这些变化不只发生在群众中，也发生在领导他们的那些人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国民公会中的大人物、国王们不共戴天的死敌、眼中既没有上帝也没有主子的人，竟会变成拿破仑谦恭的奴仆，而且后来，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又在宗教仪式的过程中间虔诚地手捧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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