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辩护的时候，他要留心观察陪审团。最有利的机会已经唾手可得。依靠自己的明察秋毫和经验，律师可以从陪审员的脸上读出他所说出的每句话的效果来，并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他的第一步是要确认，哪些陪审员已经同意了他的理由。赢得他们确定无疑的赞同不费吹灰之力，做完这些之后，他要把注意力转向那些似乎站在对立面心怀恶意的人，并努力搞清楚他们为什么对被告这么敌视。这是他的工作中最容易出问题的一部分，因为指控一个人，除了正义感之外，可能还会有无限多的理由。
寥寥几句话就道出了辩护术的全部技巧，而且我们也知道了事先准备好的演说效果为什么会差强人意，因为根据讲话在听众心目中产生的印象的变化，随时改变所使用的措辞是必不可少的。
辩护人不必让陪审团里的每个成员都接受他的观点，而只需争取那些左右着普遍意见的灵魂人物即可。就像所有群体的情况一样，在陪审团里也存在着少数几个能对其他人起到指导作用的人。“我通过经验发现”，前面提到的那位律师说，“一两个活动能量很大的人物就足以让陪审团的其他人跟着他们走”需要通过巧妙的暗示取得认同的就是那两三个人。首先，也是最关键的，必须要取悦他们。已经成功地博得其欢心的群体中的那个人，处在一个就要被说服的时点上，这时无论向他提出什么论据，他很可能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我从有关拉肖的一篇有趣的报道中摘录一段反映上述观点的趣闻轶事：
众所周知，拉肖在刑事法庭的审判过程中发表任何讲话的时候，绝对不会让自己的眼睛离开那两三位他知道或感到具有影响力但又很固执的陪审员。通常情况下，他都能够成功地把这些桀骜不驯的陪审员争取过来。然而，有一次在外省，他不得不面对一个陪审员，他采用了最巧妙的论证，把一个小时辩论时间中的45分钟都花在了这个人的身上，却依然没有什么效果。这个人是第七陪审员，坐在第二排椅子上的第一人。局面令人绝望。突然，在激昂的辩护过程当中，拉肖停顿了片刻，对法官说：“您是否可以下令把前面的窗帘拉起来？第七陪审员的眼睛被阳光刺到了。”那个存疑的陪审员脸上泛起了红晕，他笑了笑，并表达了他的谢意。他最终赢得了辩护的胜利。
许多作家，其中有些是最杰出的，最近启动了一场反对陪审制度的强大运动，尽管这是我们所拥有的针对过失的唯一保护，而在一个没有约束的阶层里，这种过失真的非常常见。这些作家中有一部分主张陪审员只从受过教育的阶层中招募。但是我们已经证明，甚至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的裁决也与退回到目前的体制下所得到的裁决一致。还有些作家以陪审团犯下的错误为理由，要求废除陪审团用审判员取而代之。真是令人难以理解，这些一相情愿的改革家怎么会忘了，被指责为陪审团所犯下的错误，首先是由法官犯下的，而且也不要忘了，当被告面对陪审团的时候，已经被好几个地方治安官、督察官、公诉人和初审法庭认定有罪了。因而其实已经很清楚，要是对被告做出裁决的是治安官而不是陪审团成员，他将失去找回自己清白的唯一机会。陪审团的错误一直以来都首先是地方治安官的错误。因此，当出现了特别严重的司法错误的时候，首先应当受到谴责的是地方治安官，譬如最近对L医生的指控就是如此。有个愚蠢透顶的督察官根据一位半白痴的女孩的揭发，对他提出起诉。那个女孩指控医生为了30个法郎，在她身上做了一次非法的手术。若不是因为引爆了公众的愤怒，从而使最高法院院长立刻给了他自由，他一定会身陷囹圄。广大同胞给予了这个被指控的人很大的荣耀，使这一错案的恶劣之处自己昭示天下。那些地方治安官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出于维护其职业面子的考虑，他们极力阻挠签发赦免令。在所有类似的事情上，陪审团在遇到自己无法理解的技术细节时，很自然地会听取公诉人的意见，理由是，这些事情毕竟是由那些接受过如何解决最复杂局面训练的地方治安官进行调查的。那么，谁是错误的真正推手？是陪审团还是地方治安官呢？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维护陪审团制度。它或许是唯一不能由任何个人来取代的群体类别。只有它能够缓解法律的严酷性，强调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法律，从原则上说对特殊情况是视而不见的，而且一概拒之不理。冷漠无情，死守法律条文，法官出于他职业性的严苛要求，对盗窃谋杀者和因为贫困驱使以及被诱奸者抛弃而杀婴的可怜姑娘，会课以同样的刑罚。而从另一方面说，陪审团会本能地感到，与逃避了法律制裁的诱奸者相比，被诱奸的姑娘罪过要小得多，并且认为她应该得到尽可能的宽容。
由于熟知阶层心理，而且也熟知其他群体类型的心理，我没有发现在任何一个受到错误指控的情况下，我会不喜欢和陪审团打交道，而转而去找地方官。从前者那里我应该还有找回清白的机会，而让后者认可的机会却是微乎其微。群体的权力令人生畏，而有些身份团体的权力则更令人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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