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议会中的群体表现出非匿名的异质性群体的大部分共同特征——他们意见的简单性——他们易受暗示的特性及其局限性——他们无法改变的坚定意见和他们改变了的意见——优柔寡断的原因——领袖的作用——他们赢得威望的原因——他们是一届议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施展的绝对权力——他们的演讲术的要素——言辞和形象——没有威望的演说者的论述不可能得到认可——与会者的感情无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都很夸张——国民公会的坐席安排——议会失去群体特征的几种情况——当出现技术性问题的时候专家的影响力——各国议会制度的优点和危险——满足了现代的需要，但会造成经济浪费以及对所有自由越来越大的限制——结论。
在议会中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匿名的异质性群体的范例。尽管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一个时期与一个时期不同，而且一个国家与一个国家之间也有所不同，不过它们都呈现出非常类似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种族的影响力会使人们感觉到各个群体间的共同特征受到了削弱或者得到了强化，但这不会妨碍他们的表现。差异最大的各个国家的议会，比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在辩论和投票方面都表现出了很大的相似性，使各自的政府都面对着同样的困难。
然而，议会制度却代表着所有现代文明民族共同的理想。这种制度是一种思想的表达，即在某个特定的问题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撮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而独立的决策。这种观念虽然从心理学上说是错误的，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群体的一般性特征也可以在议会中遇到：头脑简单、过分敏感、易受暗示、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主导作用。然而，由于其特殊的构成，议会群体也有一些特有的特征，我们将对此做一简单说明。
意见的简单性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所有党派中，尤其是在与拉丁民族有关的情况下，无一例外地都会遇到一种无法避免的倾向，即使用最简单抽象的原则以及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很自然地，各党派所遵循的原则各异，但是仅仅因为个体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便总是倾向于夸大自己原则的价值，并要把它们执行到底。其结果，议会更是成为了各种极端意见的代表。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为议会所特有的那种特别质朴的简单意见提供了一个最完美的例子。他们以教条和逻辑待人，头脑里满是各种模糊的尝试，他们忙于那些死板原则的执行，根本不关心事件的实际进展。曾经有人很理直气壮地说他们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但并没有见证到这场革命。在作为他们思想指南的那些非常简单的教条的帮助下，他们自以为自己能够把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结果使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倒退到了社会演化发展更早期的阶段。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采用的做法，与极端天真的个人有着同样的特点。实际上，他们只是把自己限定在砸烂前进道路上的东西这个范围内。另外，不管他们是吉伦特派、山岳派还是热月派，全都受着同一种精神的激励。
议会中的各种群体对暗示来者不拒，而且就像所有的群体一样，暗示都是来自享有名望的领袖。不过议会的这种暗示性，又有着很明确的界限，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在有关地方的或者地区性的各种问题上，议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持有坚定的而且无法改变的意见，没有任何的论据能够使其动遥。对于诸如贸易保护或酿酒业的特权这类与有影响力的选民的利益攸关的问题上，即使有迪摩西尼（Demosthenes）的天赋，对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也毫无用处。来自这些选民在投票期到来之前所做的暗示，足以压倒来自其他方面的取消建议，维持了意见的绝对稳定性。
对于普通的问题——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等——就不再有任何固定不变的意见了，领袖的暗示就能够发挥影响，尽管与在普通群体中所用的方式有所不同。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影响力有时旗鼓相当。结果是，议员就会发现自己被夹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暗示之间，并且不可避免地踌踏起来。这解释了为什么经常看到他在一刻钟之内会做出截然相反的投票表态，或为一项法律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挑选和解雇工人的权利，然后又通过一份几乎废除了这一规定的修正案。
出于同样的理由，每届选举出来的国会也会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以及另外一些非常易变的意见。总体上说，一般性问题更多的话，国会中议而不决的情况就会成为主流——议而不决来自于心里对选民挥之不去的担心，不能从他们那里及时得到建议，为此削弱了来自领袖的影响力。
不过，在那些数不胜数的辩论中，对于议员们没有强烈的先入为主看法的问题，处在主导地位的人当然还是那些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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