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以为这些都是过去时代的迷信，而且理性肯定已经把这些迷信彻底清除了。在与理性永恒的冲突中，感情从来就没有失过手。群众固然不再能够听到神或宗教这样的词语，他们曾经长期地被这样的名称奴役。但是，在过去一百年间，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众多的崇拜对象，而且过去的神也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众多的供奉他们的塑像和神坛。那些在近年研究过群众运动的人知道，打着布朗热主义的旗号，你就能看到群众的宗教本能是多么容易复活。在任何一家乡村小酒馆里，都会悬挂英雄的画像。他被赋予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权力，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只要他的人格与他传奇般的名望能够匹配，那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应该是很伟大的。
因而，信誓旦旦地说宗教对于群众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话，完全就是毫无用处的老生常谈，因为所有的政治学说、神学理论以及社会信条，如果想要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呈现出宗教的形式——一种能够排除讨论这个危险的形式。即便有可能诱使大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的各种狂热的偏执，而且从它的外部形态看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崇拜。实证主义者这个小宗派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奇妙的有力证据。虚无主义者的故事总是与陀斯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iy）这位大思想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在他们的身上发生过的事情，很快也在实证主义者身上发生了。某一天，他被理性之光照亮，打破了教堂祭坛上供奉的所有的神和圣人的像，灭掉了蜡烛，没容自己缓一口气，他立刻用无神论哲学家，如毕希纳（Buchner）和莫勒朔特（Moleschott）的著作替代那些被砸碎的东西，做完这些之后，他又虔诚地重新点燃了蜡烛。他的宗教信仰的对象改变了，但是否就真的可以说他的宗教情感也变了呢？
我要再重复一遍，除非我们考察群体信仰在长期所呈现出来的宗教形式，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某些历史事件——
而这些事件肯定都是最重要的。在对这些现象的研究过程中，需要从心理学的角度人手的情况要远多于从自然学的角度入手的情况。伟大的历史学家泰纳只从自然学的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从这个方面说，很多事件真正的起因往往逃过了他的视线。他很充分地观察了各种事实，然而从对群体心理学研究缺失的这个方面看，他并不总是能够找出它们的起因。这些事实以血腥、混乱和残忍的一面让他感到震惊，但是他从那部伟大戏剧的主角身上，几乎只看到了一群疯狂的野蛮人肆意妄为，以及对自己的本能没有丝毫的约束。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滥杀无辜、对宣传的需要、向一切事物的宣战，只有通过反思这场革命，认识到它只不过是在群众中建立起一种新的宗教信仰，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宗教改革、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法国宗教战争、宗教法庭、恐怖时期，都属于同类的现象，都是受宗教情感驱动的群众所为，这种情感带领那些沉浸在这种情感中的人，毫不留情地用火与剑清除那些阻碍新信仰建立的人。宗教法庭的方式，是那种有着纯洁而坚定信仰的所有人的方式。要是他们诉诸于别的方式，那么他们的信仰就算不上信仰了。
类似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情况，只有群众的热情引发它们的时候，它们的发生才会成为可能。即使最绝对的暴君也无法让它们发生。当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一个国王的杰作的时候，他们自己对群体心理学表现出的无知与对君王统治的无知一样令人汗颜。这种命令只能由群体的热情来贯彻。握有绝对权力的最专制的君主，充其量只能加快或延缓其显现的时间。说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或者说宗教战争不是国王们所为，就像说恐怖统治不是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丹东（Danton）或圣鞠斯特（Saint Just）所为一样。在这些事件的深处，总是可以发现群众热情的作用，从来也没有统治者权力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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